2019年5月28日

盟国占领时期的日美关系处于一种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特殊状态,美国基于自身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在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势力威胁之际,为确保对日占领的顺利实施,也推行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文化外交举措,并为其后日美关系的顺畅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巩固和确保美国在占领时期的改革成果,洛克菲勒三世在访问日本后撰写的《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在战后日美关系的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报告书中规划的长远目标为推动美国对日文化外交的深入开展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日美关系;美国主导;文化外交;民间情报教育局;《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
中图分类号D8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4-2458(217)4-1-9
DOI1.14156/j.cnki.rbwtyj.217.4.1
自1945年至1952年,以美国为主导的盟国对日本进行了长达六年零八个月的长期占领,由于日本作为战败国并无独立的外交权,日美关系处于一种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特殊状态,即便如此,美国基于自身国家战略利益的考虑,在所谓应对共产主义势力威胁之际,为确保对日占领的顺利实施,也推行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文化外交举措,并为其后日美关系的顺畅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以美国为主导的盟国通过实施审阅制度,一方面对日本社会进行全方位地审查和管控,防止过激思想、左翼思潮以及军国主义思潮等影响对日占领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美国为达成改造日本的战略目标,采取“恩威并施”的两面手法,在进行威慑和打压的同时,也在教育和文化等领域采取舒缓与渗透的灵活方式,旨在消弭日本国民对战胜国的敌视态度,争取和团结日本的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从而塑造日本人的亲美意识。尽管两国处于外交层面的不对等状态,但美国由此所开展的一系列心理战及文化战等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美国对日文化外交的滥觞。
一、美国主导对日占领的战略目标
美国主导实施的对日占领,其主目标是通过对日本进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造,使其不再对美国乃至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然而,随着冷战对峙态势的日益加剧,美国初期的对日占领目标发生了逆转,基于地缘政治层面的考量,美国试图将日本构筑成在远东地区对抗共产主义势力之“堡垒”的思想逐步占据上风。与此同时,美国决策者也认识到,美国对日外交的开展也应该充分重视文化的作用,以期从军事、经济及文化等全方位入手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1945年初,由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组成的三部调整委员会(简称“SWNCC”)下属的远东小委员会委员长尤金·H.杜曼表示“改变日本民众基本的思考方式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最为重的任务。”为了实现对日占领目标,远东小委员会认为“运用一切媒体和传播手段”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了确保美国在日本的长期的政治利益,对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远东小委员会强烈希望在恢复和平之后,战时宣传活动和心理战争的方法可以被继续运用1。占领军领导者积极投身于改变日本民众心理的尝试源于一种日益增長的紧迫感“针对日本的改革不仅应当以‘民主化’来阻止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同时还摆脱共产主义影响上升的态势。”根据文件规定,这一再教育方针,不仅通过媒体积极宣传美国的占领目的,而且“最小限度地制约和审查”新闻出版、广播电影以及个人通信2。
随着美苏冷战态势的日益升级,美国开始认真审视以往的对日占领政策,并对日本予以重新定位。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日本保留着一个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必需的成分,在战略意义上,其地理位置与亚洲大陆保持着一定距离,日本凭借种种优势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抵御共产主义的“堡垒”。看到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美国决策者的忧虑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他们只得将注意力放在对前敌国的经济复兴上,以试图使日本成为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典范3。关于日本的作用,从霸权国家的责任以及美国国家安全的观点出发,美国决策者得出了一致结论“应当保留日本作为美国同盟国的地位。绝不能让东亚地区置于共产主义势力的统治之下,并且为了防止此类情形的发生,应该将其作为美国政府最优先考虑的问题。”455因为他们认为,此类情形的发生会给整个亚洲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和极大的灾难。这一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优先致力于遏制共产主义,同时扩展美国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3。
美国政府重新研究了此前一直推行的将日本建设成为民主、爱好和平国家的方针,调整了政策的优先顺序,确立了让日本成为美国的“亚洲工厂”和“应对共产主义的防波堤”的新目标。正因如此,美国政府么必须延缓在日本实施占领改革的速度,么全面停止强加给日本国民的占领改革。美国的这一方针通常被称之为“逆流路线”,这一路线反映了当时美国国内民众对于共产主义威胁愈来愈强烈的不安感和恐惧心理。这种不安和恐惧与195年代初来势凶猛的麦卡锡主义有着密切联系,陆军部部长肯尼斯·C.罗亚尔即是其中之一。1948年1月6日,罗亚尔部长指出“将日本国民的真正幸福——或者是日本的国家力量——置于次位置,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最重的是,首先我们从日本那里保护我们自己,其次是处理对战胜国的赔偿问题。而考虑日本国民的真正幸福则是在此之后的事情。”5195年4月12日,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政府将耗费数百万美元开展“真理运动”。该运动的影响很快波及日本,其目标是将日本塑造为“政治上安定,经济上自力更生的国家”,也就是创造“拥有能够保护国家免受国内政府颠覆、破坏运动和国外侵略伤害的防卫能力,并与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结成同盟关系”的国家。
美国人认为,“如果日本人开始持有共产党最终会领导整个亚洲的信念,那么,现在日本的许多非共产主义者将来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概率将会大幅度上升”458。总而言之,在日本进行“真理运动”的诸多原因中,始终在作祟的是美国文化攻势的强大动力,也就是他们对共产主义怀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许多美国人猜想,如果共产主义的影响力在日本不断迅速扩大,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在实施其世界政策时获取日本的支持与合作可能会变得非常困难。正因如此,为了强化日美关系的基础,美国人开始重视推行文化外交。美国的日本专家罗伯特·S.施万特斯在敦促采取对抗共产主义行动的同时,主张“不仅重视由于军事占领而开始的改革和再教育等长期课题,还必须对抗共产主义的宣传及其企图颠覆体制的影响力。”施万特斯还坦承,“虽然很遗憾,但是为了对抗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势力,必须有日本的积极配合,为此本应在日本持续进行改革的可能性也因之减少了几分”4161。实际上,在美国政府对日本实施全面文化攻势的背景中,鲜明地体现了美国人对共产主义所抱有的深深恐惧。
美国决策者们决定加速日本经济复苏,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话说,以便使其能帮助“抵抗共产主义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发展”6。美国的决策者们断定日本这个唯一在1945年之前就具备了广泛工业基础的亚洲国家,是“远东地区唯一有巨大潜力的军工厂”。于是他们选择了支持日本,而没有选择其他亚洲国家,包括美国最近的战争同盟国——例如,直至1946年才脱离美国获得政治独立的菲律宾7。日本被挑选出来表现“自由的生活方式”,成为其他亚洲国家学习效仿的、代表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模范学生。
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负责宣传和文化交流工作的官员布拉福德始终将日美关系放在心上,并对美国大使馆的职责重性进行了说明“目前鉴于着重强调《对日媾和条约》的权力性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重性,今后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作为维持日美关系所开展的诸项活动,其重性愈发凸显。”8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在支撑日美关系的安全保障、经济及文化的三根支柱中,尤其是文化支柱,自195年代初开始,就从软性方面支撑着战后日美关系的根基。
美国决策者力争既将日本构筑成为遏制共产主义势力蔓延的“防波堤”,又试图利用日本本身所具有的优势将其树立为民主主义国家的典范。显然,美国对日占领的主手段是通过军事上的管控及文化上的诱导,以期界定最终的战略目标一是为了将日本国家主义的复活变成富有建设性的资源,必须使用包括心理战项目在内的一切手段,以规定其方向;二是避免让战后日本由于国家主义的复活而回归至战前独立的军国主义日本475。美国决策者充分意识到,战后日美关系必须从军事、经济、文化三方面综合地多角度地拓展开来。美国在对日本独立后的日美关系发展前景作出预估及定位之后,同时也力争协助日本适应新的国际环境。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势力主导的世界性的反美宣传活动,美国将日美关系视为反共运动的重一环,并且愈来愈强烈地意識到日美关系中文化作用的重性。
二、盟总民间情报教育局的审阅管控
在1945年到1952年的对日占领期间,美国政府与盟总为了实现日本的民主化并将日本发展为对美国友好的国家,在占领政策中尤其重视文化方面的内容。盟总民间情报教育局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始终致力于解决一系列棘手的课题。根据1945年9月22日颁布的“第183号一般命令”,麦克阿瑟在盟总设置民间情报教育局,由六个部门组成,工作人员包括大约15名美国人和9名日本人。民间情报教育局的任务是负责管理日本的教育、宗教及媒体报道等9295。1945年1月2日,麦克阿瑟任命肯尼斯·R.戴克准将为第一任局长,戴克成为对日本国民实施彻底再教育工作的负责人。1946年5月之后,唐纳德·R.纽金特中校继任,直至1952年占领结束,他一直担任民间情报教育局局长一职。
民间情报教育局在密切关注能够让日本人振奋的有关民主主义理念和信息的同时,还注重通过图书教诲日本人。但是,他们又不希望给人以强迫日本人的印象。民间情报教育局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采取两种战术。一是为了净化思想和言论,盟军的民事审查支队通过审查限制管理日本媒体。民间情报教育局希望控制对美国有害的信息以及不合心意的译著在日本的发布和出版,其主目的在于防止日本人和其他国家利用媒体批判、反对对日占领。二是除了控制有关对日占领目的的信息,为了宣传美国的民主主义理念,情报普及分科(后称情报科)最大限度地利用媒体473。但是,民间情报教育局很快意识到了这一战术所面临的窘境一方面拥护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言论自由。占领当局认为平衡这两个战术“言之易,行之难”,因为民间情报教育局的政策和行动是以控制民主主义的方式来普及民主主义,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行为。
从1945年9月到1949年9月,审阅制度通过盟总精心设置的民间情报教育局加以贯彻执行,并且继续变相实施直到日本恢复主权。占领初期曾预定,实行此项控制直到确保外国驻军安全以及改革政策成功贯彻之际。仅民间审阅部的出版·演艺·播送处(PPB),月平均审查材料数量之巨,高达“报纸26号,通讯社刊物38份,广播稿23本,印刷快报57份,杂志4期,书籍和小册子18种”。在4年监控过程中,民间审阅部的审阅官还抽查了3亿3千万件邮件,监控了8万次的私人电话通话1。1947年到195年间,审阅制度渐趋缓和。
除进行审阅监管外,民间情报教育局的职员还十分担心共产主义对日本年轻人的影响过于强烈,因此在军事占领期间对年轻人群体倾注了比其他群体更多的关心。民间情报教育局表示,他们经常考虑的事情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宣传活动。《关于日本的美国情报教育局国家报告》该报告中的美国情报教育局是隶属于美国国务院的机构,在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单独占领之后,这一占领时期负责审阅监管工作的职责开始由国务院美国情报教育局接管,主负责文化交流和宣传,文章第三部分将对此予以论述。出,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应该将注意力和精力都投入到以年轻人和大学生为对象的战略中。主包括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努力向年轻人供易于接受的意识形态;供比现在更多的书籍、物资、教育方面的交流机会以及美国的师资。1951年,约有15万日本学生访问了分布在23个地区的信息中心,这正是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所取得的成果443-44。

美国实施的对日占领既包括进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长远目标,也涵盖对日本国民的意识进行教育和改造。如果正规教育体制改革尚不能完成对日本人再塑造的任务,则使再教育的范围从青年人扩大到全体日本人,力争通过每一种可行渠道把再定位或再教育的观念输入日本人的大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运用各种传播媒介与利用日本领导人的影响一样重。传播媒介包括图书、教科书、报刊、电影、广播、讲座、研讨班以及各类学校11。在运用这些传播媒介之前,还必须认真地研究和考虑使用方式和恰当的材料,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尽量使用说服的办法而避免生硬的说教,也随时注意日本人的接受和反应程度。美国的政策不再是去设法控制日本人其他的思想观念和信息来源,而是保证通过日本的传播媒介和渠道适当地推广和介绍,使日本人有效地理解美国的目的和主张,而对于其他的目的和主张则不去进行干预和压制,这一根本原则是为了向日本人民供一幅真实的画面,使他们能够有选择地、聪明地武装自己的头脑,并在将来继续保持与美国和世界的友好关系。
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富有两面性,始终摆荡于“管控”与“疏导”之间。正如一位占领政策的制定者所言,“触及每一位日本人,重塑他的思想与感情的方式”,以升对自由与民主更为深刻的认识12。为达成这一目的,占领当局设计创造了一套教育网络,旨在影响日本的每一个人包括孩童。他们派遣美国人组成的小队,主由男人组成,间或也有一些妇女,深入各地社区,供民间的美式公民教育。到195年左右,他们求所有学校的教科书必须译成英文,以备审查,经过认可之后方能使用13。民间情报教育局还极力影响和控制大众媒体,消极的办法是落实审查制度,积极的办法是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电台上播放相关节目以及在电影院放映国内外电影等方式进行宣传。美国方面显然认识到,刚性的权力管制易于引起人们的反感及警惕,而那种柔性的如细雨无声般的文化浸润则容易打动人的心灵。
三、《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制定的长期目标及关注重点
美国赴日媾和使节团特使杜勒斯将洛克菲勒基金会理事长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以下简称“洛克菲勒三世”)作为文化顾问聘请到“杜勒斯媾和使节团”里,其目的是想让日本国民知道,美国除了加强军事和经济关系之外,还想强化日美两国长期的文化关系。其实杜勒斯别有用意,他通过任命洛克菲勒而使媾和使节团的目的范围扩大了,并将淡化使节团的军事性目的。杜勒斯托付给洛克菲勒滞留日本期间的短期目的,就是帮助将文化交流项目从盟总民间情报教育局顺利地转交至国务院的美国情报教育局。文化交流项目自对日占领之后一直由盟总民间情报教育局负责,在日本独立以后则由国务院美国情报教育局管辖9284。按照计划,美国情报教育局的文化交流项目将在《对日媾和条约》生效前的一个月,即在1952年3月之前开始实施。
洛克菲勒三世認为,民间情报教育局对文化教育事业过于漠视,没有完全抓住日本知识分子和年轻领导层的心以及他们所关注的事情。于是,他将“主跟日本人进行沟通,弄清他们如何看待两国文化关系”确定为访日期间的首目标4133。通过对日本的实地探访,洛克菲勒三世认为,在推动美国对日文化交流时应该崇尚三项原则,一是“双向性”原则;二是两国共同策划;三是政府与民间人士之间的协调与互相合作。洛克菲勒三世认为,如果仅仅将日本视为对抗共产主义的“防波堤”,日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就不会得到充分发展。洛克菲勒三世担心这种消极的处理方法会使日本人认为美国重视共产主义的威胁,因而甚至会将美国当作过度重视防卫和消极手段的保守主义者,从而产生反感。他强烈主张,为了使日美两国的文化项目获得成功,日本人和美国人彼此应该互相尊重,日本人在双向性的文化交流中自发而充分地与美国合作至关重。哥伦比亚大学哈罗德·G.亨德森论述道“如果我们想居高临下地对日本施加影响,日本人肯定会反抗。应该真正地站在对等的立场上,绝对不能只教授而不学习。”418
1951年4月16日,从日本回到美国约2个月后,洛克菲勒三世向杜勒斯递交了一份关于“美日文化关系”的报告书。这份长达8页的“机密”报告书,具体展示了洛克菲勒三世对于文化交流重性的无可动摇的信念,并作为关于日美文化关系的总结性研究而广受欢迎。杜勒斯深深地为《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的内容所打动,马上将报告书递交给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同时还附上一封推荐信,信里写道“为了制定并实施《对日媾和条约》生效后的日美文化交流计划,有必对《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进行积极探讨。”报告书主张在继续保持日美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出了三个全面性的长期目标。第一个目标是通过加深日美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促成双方对彼此生活方式的认同,从而使两国关系更加紧密;第二个目标是通过文化交流丰富各自的文化;第三个目标是为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促成日美两国相互帮助14。为了消除日本“智力和精神上的真空状态”,并“削弱日本共产主义化所带来的压力”,洛克菲勒三世在这篇报告中制定并出了缜密的信息与文化交流方案。
洛克菲勒三世制定的美国对日文化外交方案主围绕文化层面进行,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制定形式迥异的文化交流计划,使之更具针对性和现实可操作性。作为文化交流的具体运作形式,《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议不宜将全体日本国民作为一个范畴模糊对待,而是将其细化并区分为两个范畴。属于第一范畴的是知识分子和领导者。从广义上讲,这部分人士主由科学家、政府官僚、教育家、记者、资本家、军事领导者以及宗教领导者(主是僧侣)构成。属于第二范畴的包括农民和地方居民、工人、专员、妇女以及年轻人在内的、涵盖范围更加广泛的群体。《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指出,国务院美国情报教育局若想取得显著成果,就需分别针对两个范畴中的不同群体,设计并实施不同的文化交流计划。具体而言,若接近知识分子和领导者,势必应该通过文化交流或者人员交流的方式,以累积效果的形式体现出来。《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出的另一个方案是针对第二范畴的广泛群体,应该灵活利用能在短时间内影响人们的报纸、广播、电影等大众传媒,进行及时而富有时效性的“信息交流”15。

《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议,日本的知识分子在集团的组织和交流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美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应当充分顾及这一事实15。报告书指出,“由于日本仍旧是一个极其奉行精英主义的社会,美国以在各个领域活跃的领导者为对象”的计划,理应被纳入文化关系计划的拟定之中。主是由于日本人在思考和行动层面,相对于个人责任意识,他们更倾向于服从领导者;此外,日本的大众群体通常由知识分子领导者所引领,所以极易受其影响。换言之,由于日本人具有服从权威的传统,所以想影响他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领导者来施加对他们的影响。在1949年的国务院会议上,赖肖尔曾明确地指出“我想在此格外出的一点就是,在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朝鲜、日本等受到中国文明影响的地区——知识分子阶层占据着特殊地位。如果我们利用学者、也就是这些地区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特权性地位,那样我们的宣传活动,也就是以这群人为主目标人群的信息活动,才能得到最有效的开展。”16
四、《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指导下的文化外交实践
盟国占领时期,美国的对日文化外交一直以各种形式稳步推进。尤其是《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制定之后,美国针对日本开展的文化交流活动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方向性,既具备了高瞻远瞩的宏阔视野,又制定了切实可行的交流计划。这一报告书在战后日美关系的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总结了占领时期的成功经验,规避了成效不彰的诸多弊端,开启了形式多样的交流项目,有效地指导了美国的对日文化外交实践,为其后日美关系的深入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美国情报教育局文化中心以日本人所希望的英语教育形式,开设了英语学习班。在大城市的文化中心里,英语学习班按照公务员、教师、商人、市民团体领导人、学生以及政府领导人进行分班授课17。但是,按照美国的设想,文化中心的英语学习班不久之后将被重组为以美国研究为中心的讨论小组。这种英语教育计划的成果是,51名日本的领导者在1953年的财务年度末被指定为为期3个月的美国视察访问的奖学金获得者。他们都是日本各地以及各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同年,为支援日本人赴美攻读研究生,富布莱特和史密斯蒙特奖学金被分发给75名学生和青年领导人。与此同时,另外15名学生和青年领导人则因为同样的目的获得了出国的旅费。
美国在冷战时期推行的以图书为“武器”的文化政策实际上最早始于二战时期,是一个旨在发挥国家威信的颇具国际规模的重大项目。从二战时期直至战后,以陆军省和国务院为首的众多政府机构、占领局以及民间组织参与了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美国政府推行文化外交政策的最大目的在于,通过让各个国家的民众阅读和学习描写美国的图书,“从而让人们了解美国的历史、传统及民族气质,进而知晓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重作用”18。通过在世界上普及有关美国形象的“正确理解”,以期消除世界上流行的有关美国的“恶劣形象”和“不正确情报”,从而确立作为“模范的民主国家”的国际地位。
在《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中也出了资料交换项目,这一项目的主内容是美国政府向日本学校和图书馆捐赠书籍,条件是这些学校和图书馆必须能够有效利用捐赠图书。向日本的团体及其领导者捐赠书籍和其他信息资料,能够十分有效地加深与日本人的接触,高美国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威信。1953年1月,共计14219册图书通过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职员以及地方宣传员或者文化中心,赠送给日本。其中13986册是日文书籍,233册是英文书籍。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邀请一流的日本作家、评论家、剧作家参加茶会,将他们引见给美国大使馆的宣传官员。茶会结束之际,大使馆向包括川端康成、阿部知二、三岛由纪夫等在内的宾客,分别赠送了“经过再三挑选的、近期出版的、关于知识主题的美国书籍”4114-115。
洛克菲勒三世接到了分别由美国政府和美国民间组织资助的有关日美文化计划的项目表。这份计划主包括(1)在设立“国际会馆”之外,设立“日美文化中心”。(2)发放三种补助金。第一种补助金是为部分性地补贴以派遣约4名日本人到美国为目的的富布莱特旅费奖学金;第二种补助金是以加深与日本知识分子的交流、邀请其演讲或者发展文化关系为目的,而将12名美国的一线知识分子招聘到日本;第三种补助金是将活跃在第一线的日本文化人派遣至美国。(3)向“文化中心”供资金,以便通过“文化中心”将其发放给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约2名日美两国学生。(4)对将美国的著作翻译成日语,以及将日本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所谓翻译计划供资助,等等19。
结语
盟国占领时期的日美关系处于一种特殊状态,从美国的总体战略布局而言,美国制定的对日外交政策及其所推行的文化外交富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为了将日本留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等层面进行了全方位地控制和渗透。基于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怀有的深深恐懼,成为推动美国开展对日文化外交的重变量之一。美国对日文化外交的推动与实践,主是为弥补政治和军事手段震慑有余、怀柔不足的缺点,通过文化外交的方式极大地降低日本国民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反感和警惕。面对日本即将独立的形势,美国担心自身在占领期间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成果会随着占领结束而付诸东流,遂试图通过与日本进行“双向性”文化交流的方式将占领遗产稳固下来,由此增强广大日本国民对美国的亲近感。
尽管盟国占领时期美国的对日文化外交呈现出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色彩,但在实现日美关系向纵深化方向发展以及密切两国文化交流方面依然存在着诸多独特之处。第一,交流的“双向性”。当时美国业已认识到,即便是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断不可以盛气凌人之势强加于人,而应该采取双向互动的方式,以平等的姿态实现反馈与互动,才会达到预期效果。第二,手段的“多样性”。盟国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文化外交采取灵活多样的手段,诸如开展图书捐赠项目、进行奖学金资助及制定学者交流计划等,满足了不同层面的交流诉求,极大地升了日本国民对美国的亲近感和认知度。第三,目标的“针对性”。美国在日本开展的文化交流注重区分不同层次群体的迥异需求,制定与之相应的文化交流项目,使之更具针对性和现实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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